——关系与规则浅析

泽雅镇人民政府 何 健

　　当前社会，依靠关系来办事似乎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。“走后门”之风如此普遍，以至送礼成为许多人无师自通的生活艺术。在实际生活里，人们常常要考虑：亲友生病，必须住院，找病床需不需要透过人际关系？开车违反交通规则，被开罚单，是否可以透过关系取消罚单？如果到银行申请房屋贷款，需不需要托人帮忙？大学入学，请人帮忙是否有用？
　　在不同的社会里，通常是以不同的方式来面对和处理这些问题。愈有“人情味”的社会，就愈有很可能就通过“关系”周旋。有了关系，不仅可以把事情办成，还可以办好、办快、办省(减少或免除有关费用)，以至不少人深信:尽管找关系未必就能办成事，不找关系则肯定办不成事。
　　我们不禁要考虑这种潜规则的形成原因和社会后果。思考这个问题，先要弄清楚“为什么要找关系”。分解开来就是:办什么事需要找关系？寻求什么样的关系？
首先是“办什么事”的问题。人们之所以要找关系办事，往往是由于个人按照成文的规则难以获得所要的资源、机会或信息。如果正常途径可以达成既定目标，就不必劳神费力找关系。因此，“找关系”的盛行跟某种“短缺”有密切联系。这里所说的“短缺”，既包括物质资源的短缺(如紧俏物品)，也包括机会、信息和服务的短缺(如入读名牌小学、让名医来动手术、就业、提干或升迁、招标内部信息等)。因此，能迫使人们找关系的事(即“办什么事”)，往往具有如下两个特征：对当事人比较重要；处于短缺状态，按照正常规则难以获得。
　　如果稀缺资源是一种由私人所握有、并通过市场来配置的资源，那么，围绕它们的竞争就变得简单和透明，即采取价格竞争的方式来获取。问题在于稀缺资源常常是公共资源，它不由市场所配置，而是由管理这些资源的官员或其他相关人员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、竞争各方都要遵守的普遍规则或制度性程序来进行分配的。理论上，在这些规则面前，必须人人平等，不能因人而异，不能有“特殊”和“例外”。
　　尽管如此，在中国这样一个“特殊主义原则”盛行的儒家社会 (即社会关系是按照人情关系而不是按照普遍规则来调节的)，普遍规则常常会被人情关系则所消解和取代。对公共性的稀缺资源的竞争，常常会转变为“是否能有效地影响稀缺资源的掌控者”的竞争。因此，在“寻求什么样的关系”上，并不是随便什么关系都要动用，而是寻找并建立同那些握有稀缺资源、能带来回报的“权威人士”的关系。由此导致社会上形成凭“关系”办事的坏风气。
　　林语堂先生在《吾国与吾民》中曾把“面情”和“恩典”、“命运”并称统治中国的三女神——既体贴又迷人，以致堕落了我们的祭司，诌媚着我们的统治阶级，保护权势，勾引富人，催眠穷汉，腐化革命团体，麻痹司法界，使各种法令条文不生效力。从这个意义来说：关系就是“温柔一刀”，虽然从表象上看温情脉脉，使人与人之间变得不那么紧张，不那么疏离，甚至许多森严的规章制度也变得富有弹性和伸缩性，不那么生硬、死板和与人对立。人们往往忽略在“温柔”的背后是“残忍的一刀”，这“一刀”无情地割断现代化的进程，在会不知不觉中伤害民众的长远利益。
　　办一件事情，不是凭制度、规则来处理，完全看来人的生与熟，“关系”的深与浅，这样办事的结果严重影响和制约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。“关系办事”还是庸败行为的催化剂。既然是熟人，难免要拿原则做交易，难免要“礼尚往来”，从“小意思”到“大名堂”，搞坏社会风气，使人在物欲前迷失。长此以往，公共服务部门不再是对社会进行有序管理的机构，而成为道德沦丧、追名逐利的交易场所。
　　其实，我们有另外一种选择。在“温柔一刀”的对立面站着“铁面无私”的规则。规则是用来谋求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、协同和一致的标准化和普遍化行为准则。普遍的规则意识减少了交易摩擦和合作成本，增强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程度和协同水平，提高了社会的预期和行为效率。可以说，社会成员普遍的是一个国家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文化条件。规则意识的形成能有效避免关系办事造成的种种恶果。
　　靠关系办事是对现代文明不适应性的表现，阻碍乃至危害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。既然中国人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，选择了民主和法治的政体，选择了倡导公平和正义的社会，那么就应摒弃“靠关系办事”的习惯，将理性的成文规则变成大众文化和大众深层意识，努力实现从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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