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国人大代表、菏泽市委书记赵润田表示，当前贪污腐败多，群众意见较大，不从体制机制和法律层面找原因，是绝对不行的。“如果贪污50万元就处以死刑，就没人敢贪污了。现在对贪污处罚较轻，这对一个人可能是人性关怀，但等于纵容更多人走这条路，违反了基本的人性。”赵润田说。(3月13日《新京报》)

　　贪50万元就判死刑，这一提议契合了民众的仇“腐”心理，不少网友对此强烈支持，有网友认为贪5万就该判死刑，看看哪个官员还敢贪？

　　但是更应该看到，光靠严刑峻法还不够。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奉行重典治吏，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：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，立杀！甚至实行凌迟、剥皮填草等酷刑。统计显示，在其当政的31年中，大约有10万到15万名贪官人头落地。当时，全国13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，大部分都被杀掉了。然而，“我欲除贪赃官吏，却奈何朝杀而暮犯”。朱元璋反腐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，但“前腐后继”的事实说明，严刑峻法绝非治本之举。

　　贪50万判死刑，能解公众一时义愤，但却充满意气。严刑峻法不是万能药，该怎么办？其实，参加这次审议的全国人大代表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周玉华说得好，“如果贪污犯罪都能及时发现，那就好了。但假如每100个人只能抓到1个，那都杀了也没用。”短短一句话，提出了两个命题，一是严加预防，让一些人不能贪污，无法贪腐；二是要提高破案能力和查处违法犯罪的能力，不让人抱有侥幸心理。诚然，如果官员一伸手就被捉，他们就不敢大贪。如果老伸手，却无风险，他们必然滋生越来越强烈的侥幸心理。某官员落马后，就如此赤裸裸地说，反腐败像“隔墙扔砖头”，砸着谁就是谁，他只不过被隔墙扔过来的砖头正好砸中。“扔砖头”论也许有点偏颇，但放眼现实，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。

　　遏制腐败，需要严惩，更需要制度防范。如果贪官贪一千元时就被问罪，就有机制发现，他们必然无法继续贪腐。前不久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在报告中称，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，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依然严重；一些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巨大、社会影响恶劣，窝案、串案、案中案明显增多；违纪违法行为日趋复杂化、隐蔽化、智能化，社会领域、新兴经济领域案件和利用高新技术手段作案有所增加……诚然，目前落马的不少贪官贪腐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，这些贪腐并非一日而成，他们贪腐了十多年不被发现，不是他们太狡猾，善于潜伏，而是因为制度防范尚不够给力。

　　在我国香港，官员很少有腐败的，即便腐败，涉案数额也有限，不是他们不想腐败，而是无法腐败，制度严防了，他们想腐败也难。所以，与其对官员严刑峻法，不如提高强化制度防范，比如约束权力、晒其财产等。或是应该像香港那样，凡是发现领导干部有问题，哪怕是收红包的小问题，也一律公布，从小事情抓起。

(来源：廉政文化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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